2021年我國經濟保持恢復發展態勢，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4萬億元，增長8.1%，實現了“十四五”良好開局。2022年，在綜合研判之后，我國將經濟預期增長目標設定為5.5%左右。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我們將面臨哪些風險挑戰？如何堅持“穩字當頭”，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就此，《經濟》雜志、經濟網記者專訪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吳敬璉經濟學教席教授許斌。

《經濟》：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后，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再一次提到，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應如何理解這三重壓力？

許斌：其實不光是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經濟都受到了這三重壓力的沖擊，而中國是主要經濟體里率先復蘇的。2020年第二季度，中國成功控制住疫情并率先復工復產，GDP全年實際增速達到2.2%，殊為不易。進入2021年，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由于新冠疫苗覆蓋率上升以及發達國家對疫情采取了相對寬松的政策，它們的經濟開始復蘇。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存在很多矛盾沖突，但全球經濟相互依存的關系并沒有改變，西方經濟復蘇對我國而言是利好的，2021年我國GDP增長達到8.1%，其中出口的高速增長貢獻較大。

需求增長主要依靠“三駕馬車”，出口方面，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需要從外需轉向內需，顯然出口已不再是重點；投資方面，政策比較謹慎，堅持“房住不炒”，調控房地產投資，強化債務風險意識；消費方面，疫情導致收入增長放緩，經濟前景不明朗，預期轉弱，消費需求呈滯后趨勢。

在內需不振的背景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2022年經濟發展落到一個“穩”字上，即穩住經濟增速過快下滑趨勢，穩中求進。為什么“穩”這么重要？原因在于2021年我國經濟下滑速度超過新常態下經濟趨緩的速度。原則上，趨緩是可以的，因為我國經濟本身就進入了“求質量、輕增長”的階段，但如果不能保持一定增長，經濟就會面臨巨大挑戰，特別是就業，所以穩是最重要的。

由于當前消費需求相對滯后，所以短期內的“穩”需要靠政府投資來實現，即在堅守“房住不炒”的前提下，加碼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特別是包括5G在內的新基建。根據凱恩斯模型，政府投資直接拉動的只是第一輪需求，比如政府投資1000萬建一條高速公路，其將會轉化成為基建工人的收入，之后工人會到超市消費，形成新的購買力，超市導購員也因此獲得收入，進而又拉動了第二輪、第三輪需求，經濟學里將這種現象稱為“乘數效應”。

政府投資對于經濟的帶動作用有多少，關鍵取決于乘數的大小，即政府資金轉化為收入后，老百姓用于消費的比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邊際消費傾向”。一般來說，中國老百姓的邊際消費傾向相對較低，邊際儲蓄傾向相對較高。近10年來，雖然我國居民儲蓄率呈逐年下降態勢，但仍是全球居民儲蓄率最高的國家之一，2020年高達45%。由此可見，提高老百姓的邊際消費傾向，不僅有助于向消費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也是提高政府投資乘數效應的關鍵，是破解當前困局的重要手段。同樣，政府投資拉動民營投資的乘數效應也很重要，構建比較好的政策環境，提高民營部門的投資意愿，讓較小規模的政府投資帶動較大規模的民間投資是一個重要的政策方向。

《經濟》：從中長期來看，我們需要做哪些調整來進一步解壓？

許斌：就頂層設計而言，政策的選擇是一個短、中、長期的權衡。積極的短期政策可以保證穩，但也絕不能因此犧牲中長期利益，這三者既有權衡，也有互補。

從中長期來看，我國經濟發展需要實現兩個轉型，一是供給側轉型，即從高投入為主的數量型驅動，轉向以高效率為主的質量型驅動，效率驅動主要依靠兩方面——技術創新和有為政府，兩者不可偏廢，都是供給側轉型的動力。二是需求側轉型，即從以高出口的外循環為主轉向以高國內消費的內循環為主。

回顧1978年-2008年，我國經濟模式為外循環主導型，主要表現為國民儲蓄率高，外商投資多，高投資加上大量年輕廉價勞動力，推動高產出。然而高國民儲蓄意味著低國內消費，由于內需不能消化高產出，因此該模式的成功與否取決于外需是否足夠大。然而，2008年之后，隨著“逆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外循環主導模式開始失去效力，正式進入以內循環為主的轉型期。

中國經濟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消費內需？從決定消費內需的三大因素——國民平均消費傾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基尼系數來看，在走向內循環主導模式的道路上，我們依舊任重道遠。2021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李克強總理一再強調“要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能大水漫灌”。也就是說，資金投放出來后，要用得有效率，實現更高的乘數，這就需要有為政府的加持，政府做好了，供給側轉型也就做好了。

從需求側來看，政府開支和稅收政策是我國財政政策的主要工具，此前增加政府開支是必要的，因為那時我們缺乏很多基本的公共產品。當下中國的某些基礎設施比發達國家還要好，雖然公共產品建設仍有空間，但財政政策應該更多地轉向減稅這個工具。減稅能夠提高百姓的可支配收入，進而帶動消費的增長，刺激內需。同樣，降低稅收能夠提高民營企業的投資意愿，例如用稅收優惠來吸引民營企業和政府一起投資新基建，進而帶動消費?？偨Y而言，還是要調整政府的做事方法，提升效率，用更便捷的手段刺激經濟，而不是盲目地大水漫灌。

《經濟》：財政部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新增減稅降費規模為1.1萬億元，“十三五”以來的6年間，我國累計新增減稅降費超過8.6萬億元。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實施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這對于解決三重壓力、實現穩中求進有怎樣的促進作用？

許斌：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告別了“效率掛帥”的舊時代，進入了“效率公平再平衡”的新時代。過去我們強調把經濟搞好、把GDP搞上去，在那個歷史階段是正確的，但也必然會產生分配不均和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3年-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均在0.4以上，2020年為0.468。通常認為，基尼系數小于0.2時，居民收入過于平均，0.2-0.3之間較為平均，0.3-0.4之間比較合理，0.4以上則差距過大。

當前，我國正在采取一系列舉措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共同富裕。2021年2月25日，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在現行標準下宣告全部脫貧；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研究了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提出了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2021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

減稅是重要舉措之一。實施減稅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公平，要兼顧大局，要既能在時間上有短、中、長期的權衡，又能在空間上兼顧不同產業和群體的利益，比如逐步加大對非勞動性收入的稅收力度，適當減免勞動性收入稅收等。要知道，國民消費水平取決于國民可支配收入水平。2021年，我國人均GDP為80976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5128元，占人均GDP的43.4%。目前我國很多產業都處于世界中高端水平，中高技能勞動者已成為中國經濟的生力軍，對這部分勞動性收入實施減稅政策，不僅符合稅收的公平原則，還可以提高其工作積極性，通過增加收入帶動消費，從而推動中國經濟向消費內需驅動模式轉型。

《經濟》：就長期而言，您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前景？

許斌：我將國家的經濟發展擬人化，列出了一個等式：

GDP=“智商”ד情商”

“智商”指的是資源稟賦，包括資本和勞動力；“情商”指的是資源配置效率。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取決于“智商”和“情商”?！爸巧獭标P鍵在“人”。目前，中國人口數量增長日趨放緩，人口結構日趨老齡化，人口質量邊際增長率遞減。在這個背景下，最重要的是提升人口動力和活力，讓更少的人選擇“躺平”，讓更多的人選擇“加速跑”。

“情商”關鍵在“政”。資源配置效率取決于技術和制度兩個因素，提升“情商”，技術創新很重要，但政策支持和政策的親和性與穩定性更為重要。我們要遵循黨和國家已經確定的政策方向，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地結合。如果能持續用好和提升“雙商”，中國經濟的長期前景仍是樂觀的。

許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吳敬璉經濟學教席教授

來源 | 經濟雜志